说到路遥和他的创作，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玩味：一边是路遥的作品长期缺席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教材，一直被学术圈内的专家看轻、看低；另一边是广大读者对路遥小说的热捧，他们不仅将路遥视作“伟大的作家”，甚至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当作“人生圣经”，其中也包括马云、贾樟柯等名人。直至今日，我们仍能从很多高校图书馆的借阅榜单上见到路遥的作品。
如何解释这种“路遥现象”？答案并不深奥。普通读者对路遥的热爱和崇拜，原因往往在文学之外，他们将路遥的小说当成“人生之书”，或者人生指南。在路遥作品的读后感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是“奋斗”。也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接受方式概括为励志型读法。
继上世纪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版和2014年杨阳导演的电视剧版后，最近的热播剧《人生之路》再次将路遥的经典小说《人生》搬上荧屏。比起此前的版本，该剧不仅出于贴近观众的考虑全盘接受了励志型读法，且在改编过程中加入了来自时代的新思考、新想法，与当年的路遥形成强烈的精神共振。
(资料图)
道德的力量
《人生之路》对《人生》的改编，最大胆的有两处：一是高加林参加高考“失败”并被高双星冒名顶替；二是高加林几经波折后进入上海，续写了《人生》并未完成的故事。这两处改动又是有机统一的——被偷换的人生，理应得到补偿；奋斗者的努力，理应得到回报。
再看高加林前往上海的历程。无论是在高明楼的推荐下成为民办教师，还是因为马占胜开后门当上县委宣传干事，“外力”始终无法帮助高加林走向成功。这也是本剧想要表达的观点：富有才华的青年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成就自我，否则，这就不是正确的“人生之路”。
这个道理看似简单、老套，却是路遥小说当年之所以能打动万千读者的根本原因。路遥在《人生》的开篇就引用了柳青《创业史》中一段著名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在小说的叙事框架中，总想在高加林人生紧要处为他纠偏的，是德顺老汉。
他既是乡土文明的“守夜人”，也是伦理道德的劝谕者。在高加林为发泄郁闷拼命干活而将双手磨出血泡时，是德顺老汉把一捧黄土撒在高加林的手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黄土是止血的。”高加林抛弃刘巧珍后，是德顺老汉赶到县城，对高加林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说：“你丢了一块金子啊。”
《人生之路》中，我们也看到了小说中最动人的场景：高加林和刘巧珍认真倾听德顺老汉讲述他和爱人的故事。道德的力量和人生的经验正是通过这种讲故事的形式传递给一代代的后继者。由此可见，路遥小说之所以能打动一代代青年读者，不仅因为主人公的励志，更因为这份励志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对世道人心的影响。
《人生之路》对《人生》的改编，要把这份道德力量进一步放大。于是我们看到，来到上海的巧珍依靠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付阿婆，却不贪图后者的财产，反而把房子留给孤寡老人；也看到高双星承受不住良心的自责，选择向高加林坦白一切，并且用回到故乡当教师的方式自我救赎。
就此而言，《人生之路》是懂路遥的。尽管故事的舞台扩展到了小说中没有的大都市上海，故事的时间一直延续到小说不曾经历的新世纪初，但电视剧确实成功地传承和续写了《人生》的精神内核——路遥的理想主义情怀与英雄主义气质不会过时，哪怕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致命的缺陷
然而，《人生之路》对《人生》的励志型读法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回避了小说文本中主体奋斗之外的社会、经济关系。事实上，高加林的奋斗从来就包含两个面向，即实现个人价值以及改造世界。如果说，高加林式有为青年的创造精神一直都在，那么如何让他们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正是《人生》想要关注和讨论的真问题。
比如，高家村里的“大能人”高明楼和“二能人”刘立本就构成了对高加林事业和爱情的双重阻碍。与其说这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不如说是某种前现代的经济、社会结构决定了真正的“能人”高加林无法掌握自身命运。
在《人生之路》中，老戏骨们为观众奉献了十分精彩的表演，却也在无形中回避了路遥提出的问题。林永健扮演的高明楼一边安排儿子高双星顶替高加林进了大学，一边又在日常生活中对高加林一家关怀备至。本剧着力突出了他人性化的一面，似乎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位老父亲关爱儿子的无奈之举。同样，刘立本在本剧中成了一位“刀子嘴豆腐心”的可爱老人，甚至演出了几分喜剧色彩。
这样一来，高加林悲惨的人生遭遇似乎被温情化了，青年无法施展个人抱负的原因似乎也被归为个别人的“一念之差”。如果说当年路遥感叹的是改革开放在充分解放农民的同时却没有为他们建设好进城落户的配套措施，那么《人生之路》只是停留在了人性善恶的层面上，并未对青年的命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由此也就不难解释，高加林为何在进入上海后，反而变得按部就班、沉稳保守，甚至拒绝了和亚萍一起去国外的要求——电视剧把青年在大城市奋斗中可能遇到的难题都“消除”了。这是一种遗憾，“高加林难题”本是可以超越时代的经典命题，但《人生之路》却悄悄地从侧面滑了过去。
情感的平衡
《人生之路》另一处较大的改动，是刘巧珍的个性。从小说里的善良、柔弱到电视剧里的果敢、泼辣。显然，电视剧主创希望赋予她更鲜明的时代特质，让她成为更容易为观众接受的“大女主”。同时，电视剧也极力渲染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的志同道合。这样的处理似乎在肯定爱情不能离开阶层和物质的理论，也削弱了电视剧的情感力量——高加林的个人能力并没有让他获得美德而是丧失了美德这恰好是高加林和《人生》让人热泪盈眶的东西。
不过，这可能并不是电视剧的错。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小说《人生》中，高加林进城卖馍失败，最后是刘巧珍把馍送给了自己的亲戚；而在《人生之路》中，刘巧珍在发现高加林的难处后三下五除二就把剩下的馍卖了个精光。也就是说，小说把商品关系转化成了一种伦理关系，而电视剧则将伦理关系变成了一种商品关系。
这种变化，恰恰映射了现实：一个以商品关系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正在取代以人情、伦理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人生之路》的困境就在于：一方面希望对这一倾向进行反思和反拨，强调高家村的青年在奋斗过程中不能缺少诚实、正直等品质；另一方面，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影响，只好用励志型读法回避真问题。
但或许，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我们更应该一次次重读路遥，并一次次获得经典性的启迪。（李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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