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是冯小刚继《北辙南辕》之后执导的第二部网剧，改编自作家东西的同名小说。该剧讲述女刑警冉咚咚在侦破一则名为“大坑案”的凶杀案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丈夫私自开房，进而心生怀疑，在勘破案件的同时勘察婚姻关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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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的叙述方式是双线结构：奇数章写案件，偶数章写情感，最后一章将两条线索合并在一起，从而让案件与情感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回响的互文关系。《回响》的剧本由原著作者东西亲自操刀，为了适应网剧受众趣味而改变了原著清晰的双线结构，让案件与情感在每一集中都紧密地交织缠绕。除此之外，该剧基本保持了原著的故事走向与人物关系。这种叙事方式，无论放在“迷雾剧场”还是国产悬疑剧的谱系中去看，都是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非典型悬疑剧。只不过，情感线与犯罪线的生硬结合，难以引人共情的人物形象，以及现实反思的悬浮老套，令该剧始终给人一种不协调、很拧巴的怪异感。
情感与犯罪的生硬结合
全剧围绕“谁是杀害少女夏冰清的凶手”这一核心悬念展开叙事。不过，破案只是其次，破解人心的秘密才是该剧的重头戏。以悬疑故事探索人性与情感的隐秘幽微，并不鲜见，这也是悬疑剧天然的优势。《回响》的不同在于，把情感问题当做犯罪案件来处理，用推理的方式来讲述日常生活。这样的拍法颇有些新意，但最终呈现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一方面，是审讯场景的过度呈现。该剧的破案过程，基本以室内审讯为主。女主冉咚咚在反复审讯中一次次揭穿嫌疑人编织的谎言，破解他们的情感纠葛与复杂心理。同时，她也把破案过程中的心理波动，镜像式地投射到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中，把家庭空间变成了审讯场所，去质询与拆解婚姻关系的真相。
冉咚咚与丈夫慕达夫的分歧源自二者对待爱情的根本态度：前者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后者则是实用的现实主义者。东西在写原著小说时，曾恶补了很多心理学知识。虽然剧版相比原著省略了大量的心理状态的描画与分析，但仍然采用了画外音等方式来呈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借助冉咚咚这位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审问，该剧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现出了婚姻关系中隐秘的心理较量，同时展现出情感权力关系中主导者往往也是依赖者的辩证事实。不过，交叉叙事加上反复的情感审问，让观众很难清晰地感受到情感的细微变化，体会到的更多是婚姻关系里令人避之不及的一地鸡毛。
另一方面，是心理逻辑的过分主导。该剧故事情节的展开，主要依赖的是心理逻辑和情感线索，而非因果关系清晰的现实逻辑。这尤其体现在夏冰清的真实死因上：该剧讲述了一个带有荒诞色彩的买凶杀人故事，构建了从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到刘青、易春阳的层层分包的路线。问题在于，这些人物之间的任务分包缺乏坚实的现实逻辑。吴文超因为项目策划不力，临时有了劝说夏冰清移民国外的想法，于是找来了老同学刘青；刘青因为与农民工易春阳交流诗歌，顺带将任务委派给了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的后者。这种设定过于偶然与荒诞，缺乏真实性与可信度。最终，在层层转包的过程中，故事的逻辑也在不断弱化。
此外，《回响》备受网友诟病的大结局，也是该剧的一个败笔。原著中，在不断的试探与质询中，冉咚咚与慕达夫二人的情感走向了仍然相爱却无可挽回的破裂。原著写出了情感是如何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走向破碎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可以说呈现了一种“几乎无事的悲剧”。在剧版中，男女主角虽也离婚，但最后还是被赋予了一个看似开放实则圆满的结局。这个强行扭转的幸福结尾，使得之前所有的情感审问与心理较量带来的婚姻关系走向变质这一故事逻辑，变得摇摇欲坠、难以成立。
难以共情的人物
《回响》以“大坑案”为核心，塑造了冉咚咚、慕达夫、夏冰清、徐山川、沈小迎、吴文超、贝贞、徐海涛、刘青、易春阳等诸多人物，并尝试去探寻每个人物的情感世界。他们身份不同、职业各异、主次有别，但相同点在于都有着复杂而隐秘的内心世界。
显然，创作者有意呈现人心的游移与含混，因此不厌其烦展现着制造谎言、拆穿谎言、重构谎言的过程。但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许多人物的真实性格被游移不定的表面性格所遮蔽。例如，该剧对夏冰清这一人物的刻画，就犯了反复游移、模糊不清的毛病。作为受害人，她在父母、徐山川、沈小迎、吴文超等人的描述中呈现出多变的性格，既有果敢自主、天真纯粹、向往爱情的一面，也有犹疑软弱、爱慕虚荣、心有城府的一面，她对吴文超居高临下式的友情，让人感到并不真诚。创作者可能意识到需要借助这一人物激发观众的同情心，于是相比原著，特地增加夏冰清一家因交通事故而被纠缠勒索的过往，让夏冰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多了无力摆脱的现实性与悲剧感。但总体来看，由于缺乏鲜活而稳固的真实性格，这一人物形象并未有效激发观众的认同感。
次要人物吸引力不够倒还好说，关键是《回响》中男女主角的塑造也缺乏令人共情的特质。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可以性格各异、斑斓多彩，可以可悲、可叹、可怜、可恨、可笑、可气，但无论如何都应当可爱。换言之，应当有引人共情与共鸣的特质，才能在观众与作品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结和价值认同。《回响》中，女主角冉咚咚的一大性格特点便是敏感多疑。敏感多疑放到破案中或许是优点，但换到婚姻故事里就变成了令人生厌的缺点。这一人物越是在婚姻关系里抽丝剥茧，就越给人一种无中生有、无端猜忌的感觉。男主角慕达夫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出轨行为，但也有与女性朋友暧昧不清、将婚姻秘事大肆与他人分享的槽点。
创作者也知道原著中的主角并不可爱，因此对冉咚咚这一角色作了大幅调整。原著中，冉咚咚用一个个计策测试与考验慕达夫，近乎病态与偏执地去怀疑丈夫的忠诚，最后发现事实的真相竟然是自己精神出轨在先。她对于慕达夫的情感审讯，竟是为了逼迫后者主动分手，让自己不必背负出轨负心的责任。
剧版为了增强观众对这一角色的认同感，几乎完全删除了原著中她产生心理问题的设定，甚至把原著里她割腕的事实转嫁为剧中慕达夫的幻觉。但关键在于，当创作者一开始设置了刑警在办案之余侦察实质上并无出轨问题的婚姻关系这一设定之后，人物的不可爱便已成定局。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还在于，冉咚咚的情感侦察注定只是徒劳。再迷雾丛生的案件也有等候破解的真相，但又有谁能够真正勘破爱的谜题？
陈旧而悬浮的现实反思
《回响》对于人性的探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社会中普遍的情感危机，叩问了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不信任。被谎言包裹、迂回曲折的案件，揭示出个体情感交往中爱与恨、信任与怀疑的辩证法。此外，该剧也借助层层转包的犯罪过程反思了人性的冷漠，通过徐山川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出对资本力量和权钱交易的批判，进而通过徐山川与夏冰清、沈小迎的不平等爱情关系触及了社会阶层的差异与性别地位的分殊。但总体来看，该剧的现实反思与情感表达显得陈旧而悬浮。
陈旧在于，充满过时的性别想象。不可否认，《回响》对于两性情感的讨论是十分真诚的。但剧中借助慕达夫、贝贞等人对于爱情中背叛与忠诚的探讨，令人有时分不清到底是创作者的诚恳剖白，还是对自己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圈子的一种反讽。尤其是在对冉咚咚、夏冰清、贝贞等女性形象的塑造里，又夹杂着对于女性的陈旧想象。例如在塑造作家贝贞这一人物形象时，创作者便有意描写其开放大胆的情感经历和行为，多少有些将女性欲望化、客体化的色彩。
悬浮在于，缺乏真实的现实观照。《回响》触及了性侵害、婚姻关系、原生家庭等许多现实问题，但叙述的口吻洋溢着一种略显矫情的文艺腔调。冉咚咚与慕达夫的夫妻对话，常常掺杂着明喻、隐喻、影射、反讽、引用等种种修辞方式，很高级含蓄，但不够简约直白。这种对话方式，也体现在其他的人物关系中。即便是中介公司职员刘青和农民工易春阳的对话，也是在探讨一首诗歌的精妙之处。整部剧的现实表达，就像吴文超经营的那家酒吧风格的广告公司一样，混杂而怪异，缺少了真实的烟火气。
更需要看到的是，该剧之所以出现表达上的悬浮，在于创作者没有深入到深层的社会土壤里寻找情感危机的结构性成因。创作者在观照人物的情感困境时，不是将其归咎为原生家庭的原因，便是将其归咎为自身心理的问题。这就让该剧的现实反思，整体上显得有些浮光掠影，隔靴搔痒。
（李宁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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